本文发表在《法制与新闻》杂志

上海检察官讲述职务侵占背后的离奇故事

【资料图】

为不讲法理的人敲响警钟

记者余东明 见习记者张海燕

原本是合伙创业的好兄弟，却渐行渐远，最终对簿公堂一拍两散。当詹天（化名）拿着70万的股份转让费失去股东身份后，A公司账目上还有一笔尚未收回的200余万应收账款，这本该属于自己的分红，也随着一纸仲裁灰飞烟灭。詹天深感愤懑不公，于是酝酿了一个报复的计划。

近日，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盛琳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起因合伙人关系破裂导致的职务侵占犯罪案。层层造假的合同、一个接一个作伪证的朋友，还有早已策划好的虚假诉讼，让A公司的应收账款被法院判给了他人，最终落入詹天个人的口袋。

“本案中，詹天本人没有分清公司财产和股东个人私产的关系，怂恿他的朋友们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作伪证，签假合同，甚至提起虚假诉讼骗过法庭。这一行为是对法律的极大蔑视，最终让‘讲义气’的朋友也深陷犯罪的深渊，受到法律的制裁，为社会上更多只讲江湖道义不讲法理的人敲响了警钟。”盛琳说。

昔日兄弟反成仇

相识数年，詹天和张离（化名）曾是形影不离的好兄弟，一起在上海打拼。那时的张离还在一家跨国企业工作，詹天与他合伙开了一家咖啡机安装公司，张离的股份由他人代持，占比49%，詹天占比51%。

彼时国内咖啡机销售市场一片火热景象，他们合伙创立的A公司也承接了不少咖啡机安装生意，随着订单的增多，张离便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全身心投入到公司的运营中来。二人股份持有的比例由此发生了调转，张离占比51%，詹天49%。

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张离逐步加大了对公司的控制，甚至由其老婆担任公司财务，在经营理念上也和詹天产生了分歧，并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了冲突。詹天觉得自己在公司被架空，二人的矛盾彻底爆发。

2016年10月，詹天便不再管理A公司业务，2017年年初，他申请劳动仲裁并起诉A公司申请解散公司，同年7月，他与A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以70万元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其持有的A公司股份，二人就此彻底分道扬镳。

然而，身为公司创始人的詹天尽管表面上接受了仲裁调解，心底里却始终愤愤不平。就在2015年，詹天为公司谈妥一笔大单，约定由A公司为B公司出售给甲连锁超市的咖啡机提供安装和售后质保服务，至2016年10月，这笔服务费用已高达200余万元，但B公司尚未进行结算，成为A公司的应收账款。

眼见自己辛辛苦苦谈下的大单，最终收成全部归张离夫妇所有，詹天感到很不公平，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拿回这笔应收账款。此时，他的劳动仲裁代理律师沈明（化名）出现了。

层层设局夺财产

经过沈明的点拨，詹天企图利用业务负责人的身份把原本已由A公司提供的安装质保业务转到其他公司名下，并以其他公司的名义与B公司结算。

詹天在咖啡机安装领域摸爬滚打多年，因为颇讲江湖义气，结识了不少朋友。C咖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的负责人毛亮（化名）、上海D咖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的负责李安（化名）都是他的朋友。

在咖啡机安装领域，个人接私活再通过其他公司走账的现象不在少数。为此，詹天找到毛亮、李安，诓骗他们说自己接了一个大单需要走账，但要找公司签合同。二人毫不犹豫，便同意帮詹天与B公司签署服务协议。

2016年年末，尽管詹天不再管理A公司的具体业务，但因为与B公司的这笔安装服务生意前期主要是他谈成的，一直由他负责联系员工为B公司提供安装服务，进行业务结算等。

由于A公司与B公司长期有贸易合作关系，在这笔新的安装服务订单中，两家公司便没有再签署订单合同，而是按照惯例由A公司提供服务，B公司届时支付账款。于是，詹天等人便抓住了这个行业惯例的漏洞，伪造B公司与C、D公司合作的协议，将服务提供方由A公司转变为C、D两家公司，而实际的劳务仍由A公司员工提供。

毛亮和李安起初并不知道这是伪造合同，他们认为这只是借自己的公司名义，帮朋友一个小忙。与此同时，作为服务合同的甲方，B公司能否配合倒签服务协议、制作流水清单至关重要。

B公司的销售经理王磊（化名）与詹天有多年业务往来，私交也不错。詹天找到王磊，坦诚了自己当下的困境，希望王磊配合伪造协议，并承诺事成之后给出部分利益。王磊由此入局。

2017年1月，原本属于A公司的业务订单，转到C、D两家公司名下。此时，A公司迟迟未收到应收帐款，察觉有异，向B公司讨要，对方却声称早已支付价款。于是，A公司将B公司告上法庭。

事实上，詹天等人早就料到A公司不会善罢甘休，前期伪造的服务协议便成了B公司法庭辩护的重要证据。而詹天本人也以A公司员工的身份出庭作证，声称A公司与B公司在2016年以后并无业务往来，也没有为B公司安装过咖啡机。

由此，根据现有证据，民事法庭一审、二审均裁判A公司败诉，至此A公司彻底丧失民事救济渠道去追讨2016年为B公司安装咖啡机而应得的服务费。无奈，张离只能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詹天又想瞒天过海，掩盖套取资金的事实。他与沈明等人先是指使他人向公安机关提供伪证，后又指使李安以D公司的名义起诉B公司，要求支付小部分咖啡机安装费，企图通过诉讼试探B公司的态度，待法庭确认后，再由毛亮以C公司的名义向B公司继续要钱。

此时，即便毛亮、李安已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协助詹天套取A公司应收账款，但出于兄弟义气，同时又害怕如果被公安机关查到自己帮詹天伪造合同会受牵连，于是硬着头皮继续提起了诉讼。

2019年8月1日，B公司分别向C、D两家公司支付200余万的安装费。殊不知公安机关早就掌握了这一情况，次日就冻结了相关账户。在刑事司法的程序中，事件逐渐回归了本来面目。

真相败露受制裁

倒签协议、伪造结算清单、提供虚假证言，詹天等人一手导演了数场虚假诉讼，套取原公司200余万应收账款。当接受法院的质证调查时，又自以为可以相互串供，瞒天过海，最终还是难逃法律制裁。

2019年8月27日、28日，民警抓获李安、毛亮、詹天，8月29日，王磊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公司法上有一个规定，是公司财产独立，股东个人享有的股权份额收益与公司财产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同的，200余万应收账款是公司财产，詹天在出售股份时就应当考虑公司所有债权和债务对股权的估值，一旦退出公司股份，也就不再涉及公司收益的分成问题。如果在协商股份对价时刻意隐瞒甚至排除公司对上述债权的追索权，有理也变成无理了。”盛琳说，因此，詹天串通他人利用股东身份的便利，将本应属于A公司的200余万元应收账款据为己有，构成了职务侵占罪。

在对詹天审讯的过程中，他起初仍是坚信自己只是拿回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殊不知，他昔日的“军师”沈明也因知法犯法，协助职务侵占被警方抓捕，移交检察机关，他的那些好朋友也因为所谓的江湖义气倍受牵连，被羁押逮捕。

之后的审讯中，检察官向詹天进行了详尽的释法说理，并阐明了认罪认罚从宽政策，只有早日认罪退赔，詹天等人才能获得较轻的刑罚裁判。这位“80后”的犯罪嫌疑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罪过，自愿认罪认罚，悔恨不已。

李安和毛亮被羁押后，也相继认罪认罚。尽管如此，他们已无法继续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还要作为职务侵占罪的共犯接受刑事司法的制裁。王磊作为同案犯同样被追究刑事责任。

而“军师”沈明和B公司串通代理的另一名律师却始终对抗侦查，知法犯法，拒不认罪，等待他们的，不只是职业生涯的断送，还有更重的刑罚。

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出台，次年3月1日起生效施行。新法对职务侵占犯罪进行修改，其量刑从原来的五年以下、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两档变为了三年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三档。其次，原来“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被取消，同时增设了罚金刑。

盛琳告诉记者，詹天等人本身是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却因不知法不讲法误入歧途，鉴于他们认罪认罚态度良好，结合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方针，检察官最终还是希望落实宽严相机的政策，给詹天等人尽早回归社会的机会。

2021年10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作出判决。詹天被判职务侵占罪，获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李安、毛亮、王磊作为职务侵占罪共犯，也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沈明等人另案处理。

今年年初，沈明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至此，一场长达6年的纷争画上了句号。原本属于A公司的财产被划拨到应有的账户，而张离与詹天的兄弟情彻底破裂，再也回不到从前。

采访的最后，盛琳说，现实生活中，不少合伙人共同创业，却缺乏法律规范意识，将公司财产到家产，到矛盾不可调和时，又不能通过合法合理途径解决争端，最终败了公司，害了自己。

对此，检察官提醒，在民营企业创业和运营的道路上，都会面临各种法律风险，无论是公司运作，还是企业经营管理，都不能用“想当然”的思维去解决问题，除了要有敏锐的商业头脑，还要有用法律逻辑和知识去考虑、解决经营问题的能力，懂法、知法、守法才能在经营中用好法律。

同时，作为公司负责人，无论是经营企业还是日常生活，都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因为兄弟情义、“抹不开面子”而罔顾法律，切忌抱着侥幸心理在灰色地带游走，一念之差就可能对自己乃至整个公司造成无可挽回的结果。

这也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强调并致力开展“企业合规”工作的意义所在，只有当企业经营有规可依、有矩可守，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违法、违规甚至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 法制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