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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秋天，我来到了上海。

转眼间就要过春节了，舅舅一家人挽留我在上海过年，我也乐意与表姐表弟们厮混在一块，日子虽然艰苦，却快乐着。俗话说：“有钱没钱，干干净净过年。”过了二十四夜送灶后，家家户户就里里外外地忙大扫除了，二表姐最勤劳，洗洗弄弄几乎都是她担当，那阁楼的竹梯子是擦了一遍又一遍，每一节竹子被擦得油光锃亮，家庭摆设虽简陋，但每个旮旯都弄得干干净净。

舅舅家位于南市区新肇周路991弄（现黄浦区西藏南路0，此地杂居着来自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份的人，过年了，各自的风俗习惯并没有褪色，它们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弄堂里，相互展示着、交融着。山东大叔一家子都在赶制打毛线衣的竹篾针、搔痒的“不求人”、掏耳朵的耳扒子与鹅毛棒；制作的成品批发兼“提篮小卖”，为过好年作最后的经济积累；对门的宁波阿叔忙着制作双人沙发，先用木头敲敲钉钉制作成型，然后将弹簧固定好，那纵横的棕绷绳轨道般地交错着煞是好看，做好的沙发绝不比市场上的成品差。在那个年代，沙发还算是家庭陈设的奢侈品。宁波阿姨忙着做水磨糯米粉，像豆腐作坊过滤浆汁那样费事，但水磨糯米粉做的汤圆确实细腻、滑嫩而爽口；山东人做菜没有浙江人讲究，但实在，大碗大碗地摆上一桌，煎饼大蒜仍是少不了；安徽人年夜饭至少要10个菜，且讲究个双数，无酒不成席，酒是年夜饭的灵魂；苏南人菜肴讲究精细，口味偏甜；而我们苏北人则注重淮扬菜的味道正宗。这里的邻里关系较融洽，串门、相互赠送食品的现象也很普遍，与现在楼宇间“老死不相往来”的邻里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舅舅是个读书人，从不过问家务事，特地买了些海参回来，用保温瓶“发”，我只听说过海参，没有见过是啥样，在那个吃饱饭都成问题的年代，海参在平常百姓家算是新鲜的玩意儿。那时买食品、副食品都要专用票券，我也跟着去菜场买菜，为了能买到六毛钱一斤便宜的猪头肉和一些禽类，凌晨四五点钟就去菜场排队了，将菜篮子用绳子串起来，人就站在旁边说说闲话，或蹦蹦跳跳取暖。

我很喜欢凭票供应的年糕，年糕是一横一竖叠起来卖的，买回来要一条条地掰开，年糕时间长了会开裂，许多人家会将年糕切成片状晒干。年糕是“百搭”，能炒肉丝、烧杂烩，也能做汤，晒干了的还能爆年糕片。有嚼劲的年糕，至今我都十分喜欢。

上海人深谙精打细算之道，每户人家在年前两个月就开始省吃俭用，囤积票子，用于大采购。为了一顿年夜饭，为了饭桌上的一碗带鱼、一锅老母鸡汤……大家不辞辛苦，奔波在各个小菜场。

舅舅家不光为过年作准备，还要为两个在外地插队落户的阿姐作准备，什么吃的、穿的、用的都得考虑，六七只帆布旅行包都塞得满满当当的。

那时候的“年味”是集体主义的。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推开每户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基本上是相似的，每个房间的家具布置是相似的，就连人们的穿戴都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那时的人们，尽管仍穿着蓝、白、灰、黑的单调衣服，内心却在追逐着时尚与美。上海人能将单色调巧妙地组合成不同的形式与色彩。上海，不愧为服装的潮流引领者。春节到了，美发厅门口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春节是青年人结婚的高峰期，为了一套好看的床品，人们不惜通宵去排队。

傍晚，街上弄堂里没有了行人，家家户户都飘逸着菜香，不同的香味融洽在一起，弥漫在弄堂的上空，也弥漫在每个人的心上，其乐融融的一桌菜，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年期盼。那时没有电视和其他娱乐活动，大家说说笑笑，守候到夜间12点，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迎来了新年。（姚维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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