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孟南最近在学校宿舍潜心剪一些小动画，足不出户，疫情里封校对他毫无影响。他今年33岁，读大学本科，住六人间，常独自剪片到半夜。他打算毕业后靠这个谋生。

互联网上能找到的关于他的一切，还是关于他从前试图高考得零分的那桩事。

徐孟南在2008年高考中故意一题不答，往考卷上写满自己的教育改革设想，考后见并没有吸引来媒体和专家，又离家出走，竭力吸引社会注意。

(资料图片)

十四年过去了，他外出打工，重新考学，他好像已放下了各种现实的期望。即便当年试图高考零分落得一地鸡毛，即便学做视频“起步晚了”，他还是憧憬有朝一日自己的动画号做大了，要“加一点自己的东西”进去，不过这事几乎停留在想象层面。

他和自己的沉默处惯了。当年想故意考零分，他心里忧惴了两年，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我对他说，我有一个兄弟，也是缄默地度过他的青春期，我没有办法与他沟通。徐孟南告诉我，“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对话的人。”

他曾想与全世界对话，按自己的想象对它“广播”，却没有收到他想要的回响。

在他设想的教育制度里，孩子们初中应该就确定好志向，不想学的学科可以提前放弃。但现在，他自己的生活里，关于出路，他依然答题寥寥。

2022年9月，在蒙城县等待开学的徐孟南。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图

对这世界“劝说无效”

2012年左右，徐孟南搭建过一个叫《高考0分声》的网站，最近更新得不多了；他觉得自己后面的人生值得记叙的有限。“零分事件”落幕之后，换了几份不同工作，干一些轻体力劳动，也搞过淘宝店运营。重新考学之前，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监督机器，给流水线上的产品刻一个图案。磨蹭到下班时间，就去四周闲逛。

“高考0分声”网站 网络截图

“后来也结婚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是家里人介绍的婚姻，维持的时间不长，留下了两个孩子。在他身边的是儿子，今年大约十岁；个性活跃，不像他，还有一点怕他。放暑假的这段时间，他睡一间屋，儿子跟爷爷奶奶睡另一间。

这学期开学，徐孟南的父母决定把这个孩子送去县城里的民办寄宿制小学。这学校两周才能回家一次。作为父亲，徐孟南很不情愿，但又想起，送孩子由家去村里小学要经过一条马路，自己上学没法接送，父母每日接送又有危险，而且，如今乡村小学的规模小了很多，有的班只有个位数的学生。

有一点自嘲地，徐孟南说，自己也不能完全践行“教育理想”。虽然他认为学习成绩不是很重要，但现在会检查孩子的暑假作业，看见做错的就给孩子讲解，有时一天讲两三个小时：“我弟弟的女儿天天上补习班，所以两三个小时感觉不是很长。”

高考之后，徐孟南所身处的外部世界又变化了很多轮，新一代的学童压力仍然盘踞，人口不断由农村流向城市。从前，徐孟南设想得简单——应该让青少年早点选一个人生方向，方便留在家乡务工，这样，成为父母以后，他们就不用外出打工了。

即便现在偶尔有记者来电，也不太有人问起他对教育的看法。

他到现在还坚持高中时的想法没有错，虽然不算很原创，受了韩寒一篇标题为《穿着棉袄洗澡》的文章启发：“对于以后不去搞理科方面研究的人，数学只要到初二水平就绝对足够了。”

十七岁的徐孟南读罢，觉得有理。他思考了一段时间，结论大致是，应当从中考起开始调整。这些想法他精心整理过，涂到高考考卷上：所有学生初中毕业，都应该写一篇毕业报告，确定自己的理想，在高中就只学相关的学科，想当作家的，就不用学数学，想当医生的也不用学语文。

他当时事无巨细地写日记，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些日记后来被父亲用火烧了，他又把一些片段回忆起来，发到网上。他记述道，临要高考的那几天，自己在心里反复默诵着要写到考卷上的话，在路上遇到同学们，照样和他们打招呼、开玩笑，只顾虑事后怎么向父母交代。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租住在县城里，父母外出打工，他们之间联系不多。

去考场的时候，他心里“平平常常”，最矛盾的时候已经过去。他之前纠结要不要这么做，没怎么想象后果，如同无法想象死亡的感受——他后来在自己的网站上写，快高考的时候，去吃炒面，错觉老板和老板娘多盛给他一些，“仿佛断头前的饱饭”。

高中有一段时间，是按照学习成绩排定座位。他因为不明白读这么多门课有什么意义，逐渐沉淀到了后排。

他坐在后排打量着当时认为“被教育毁了”的同学们，比如，同学甲，“学习很勤奋，但不在聪明人的行列”，压力之下，考分逐渐走低。徐孟南心想，如果他只学自己擅长的几门课，一定能学得很漂亮。

转眼过去了十多年，近些年，徐孟南先是考上安徽艺术学院的大专，再续上本科。在他的视野之中，不仅小学生的学业压力没见减轻，以前没经历过的大学生活也压力很大，可能还甚于十几年前——现在临近毕业，他的同学们有的考研，有的考编，有的考教师资格证，有些人找班长请求不参加学校活动，一刻也不松懈。

他似乎无法理解别人的焦虑：“他们是担心考不上，不知道考不上要怎么办。可能只是他们觉得很重要而已。”

“迈不出那一步”

如果生活不该被不喜欢的课程填满，该用它去做什么？

“那一桩事”以后，徐孟南在上海与浙江的工厂里都做过工。事后看，那段生活有可以留恋的地方：他在工厂里，手里做着工作，“脑子还可以飞跃一下”。

但他不认同多数工人的业余生活。以他的视角来看，那是彻底的物质生活，他们下了班就各处买东西，吃饭喝酒睡大觉。他也可以与这些同事们一起玩，但不算开心。

他欣赏的是，有同事在厂里搞抛光比赛，比谁做得快，做得好。至少说明这些人来工厂上班不是纯粹为了钱。徐孟南还会拿这些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理论对照，如果多数人从前少读几门课，用业余时间找找自己的兴趣，“（打工）只是他们的生活来源，工作之余还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喜欢，没有什么乐趣，就算有了很多钱，还是什么都不想做。这不是一个很难受的事情吗？”

徐孟南会一边上班一边听一个高中语文老师上传的音频节目，一部分是讲解文学作品，一部分聊学习方法和心态，很难说具体哪句话触动了他，让他决定要重新学习。

他有一段时间总是做梦，梦见自己回到了课堂里，有时候很快乐，有时候比较难受，“有可能是进入到以前的，自己心里面的愿望”。

他一度算是一个学生中的“精英”，我特别找他确认了这一描述。他觉得，可以这么说。此前，有同学回忆，徐孟南初中时候成绩不错，他有时会跟着家人去田里，独自趴在田埂上做数学题。

那是他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没有觉得做题苦。“那时不像现在，题特多”，只有课本上的一些例题。他说，做一遍就能记住了，父母去田里忙活，反正他没有什么事干，就翻来倒去地做那些题。

那时候心思单纯，要说做题的动力——“为了考大学。”他记得村里小学和镇上的初中老师都是这么说的，“然后成家立业，之类的。”

他记得，因为自己成绩好、乖，老师们都很呵护他。比如，他初中时候，和同学起纠纷以至于打架，老师会说：“肯定不是你的原因，肯定是他的错。”

有一个学期的第一堂课，他还被老师“展览”过，不需要说话，只是和另一个同学一起站在讲台前，由老师来介绍他的优秀，让同学们向他学习——“应该很紧张吧。”他记得不需要自己说话，否则他有可能说得不好。在他的感受里，“站起来就是抛头露面”。徐孟南有过一个渺小的愿望，是想当课代表，但又想到课代表要找很多人收作业，会预先地害羞起来，迈不出那一步。

他从小就是不太合群的小孩。最初的记忆是跟着村里的一个“孩子王”堂哥一起玩，有很多孩子，徐孟南感到“融不进去”；在课堂里，不仅无法当班干部、课代表，他也做不到在课上回答问题：“脸红，声音发颤。”有的老师可能照顾他，后来不再叫他。

他也想过要改变自己，记得高一搞过一次讲题活动，是在晚上办的；他自荐给同班同学讲题，心理建设之下，那次倒是表现自如了。但这个活动后来没有再办。

他非常地抵触考试，尤其是考数学，他做得慢，总是担心做不完，心惊肉跳。

这些话他没有和身边人说过。与他同个租屋的高中同学只记得，这个人独来独往的，总是熬夜，“什么事都往心里藏"。

高中以后，每个月一次回去村里的家。父母亲已经出去打工。爷爷奶奶看着他，并不催促他去学习，只是不让他看电视，怨他“费电”。

上学是痛苦的，高中之后，每天的作业写到深夜，还得应付考试。高一的时候他想过退学，那时父母刚出去打工，自己不好意思问他们要钱，心想要赶紧把所有知识学完，出来随便找个什么营生。他没有细想。

人生“掌舵”之难

家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他记得是初中时候买的。徐孟南喜欢看当时流行的刑侦剧。有时候，他也会想起自己原有可能走上的其他路径，比如考警校，当个警察；更小的时候想过当老师，但都是模糊的念头。

徐孟南想起，自己也许对带电的东西有过兴趣：初中的时候骑自行车走读，来回要骑四五公里的乡间土路，放学晚，夜里非常地黑。他想到过用转动的踏板带动发电，搞一个不带电池的车灯。但这个主意也在黑暗中一闪而过了，他遗憾没有来自老师的引导，不然可能就成了。

不过，还读小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未来肯定要做一番“大事”：“我在想，一个人活不了几年，可能真的需要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做一些贡献，人怎么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这是小学时候就萌芽的想法，他需要给它找一个具体的内容。

想做“大事”的想法，何止羞于说出口来，徐孟南隐约觉得，有这想法是一件错事。产生了“教育改革”的念头以后，他回忆自己像防贼似地防着别人，觉得自己做“大事”的道路不能被打断：告诉哪一个人，那个人都会把情况报告给自己的父亲，那么岂不是会被带走打工，就无法参加高考了？

徐孟南形容，自己一直“比较喜欢带着目的去做事情”。

这一点至今也没完全改观。比如，他根本不喜欢写作，但在网上大量发表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还写相关的小说：“因为有目的啊。”

不带目的时，他就显得动力不足了。当时读了一些韩寒批评教育的文章之后，他就沉浸到自己“挖掘一些好的教育方案”之中，韩寒的其他文章都没有再看；而即使曾经常泡在县城的网吧里上网宣传他的教育理念，他也并没有顺便学会打游戏。

网吧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他只是在网吧听进去过一首《白狐》，印象非常深刻，歌里唱道：“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千年修行千年孤独。夜深人静时可有人听见我在哭，灯火阑珊处可有人看见我跳舞……”

现在听到这首歌，徐孟南还会感到伤感，想起自己的往事。

那个“什么都不喜欢”、“很难受”的人，是他自己。他没有理想的职业，也没有一个像样的爱好——不喜欢运动，例如打篮球，初中时“有成绩不好的（同学）会打，我们成绩好的一般都学习”；他不读穿越小说，也不追星。他对城市缺乏向往。他的父亲有做花炮的手艺，没出去打工的时候，徐孟南一年到头唯一去县城的时候，是正月十五与父母一起往城里去卖花炮。他总是很不乐意，只想留在家里过年。

高中读了当地数一数二的蒙城二中，这地方距离县城的中心很远。最近的政府机关是蒙城邮电局。他经常经过，从不打量这栋楼。他对于办公室的工作没有概念。

高考以后，徐孟南先是在上海郊区打工，后来读了大学本科，在南京做过实习，但他不喜欢上海，也不喜欢南京，感到“不透气，视野太短”，不如老家宽阔。

他一直想效仿2006年的高考考生蒋多多，到考卷上去表达自己对教育的不满。高考之前，他才下了决心。

之前他加入一些QQ群里宣传自己的“理念”，有时说完了话就赶紧退出来，怕和人起冲突；直到开始在高考卷上写早已准备好的“檄文”，他都紧张着，怕被老师看到，每当监考员走过他，“我就故意挡着一点”。

意外的收获

高考结束之后，徐孟南前后“自杀”过两回。

他想要的是躲起来，顺便留下一封遗书，更能引来记者报道他的事。他无法在家里好好待着，其一是感到公布分数之后无法面对父母，其二是，他既希望记者来，又很怕见记者。

第一次“自杀”，他在县城里游荡了一天，就回了原先的租处，留下的“绝笔信”甚至没有被人动过；第二次是高考放榜之后。在网吧里，他看见自己竟然得了143分，难以理解这些分数是从何处而来的。他头昏脑胀地在网上搜了安徽电视台和一些报社的热线，到超市去用公用电话逐个打过去，有一些说记下了事由，有一些对他爆料“不感兴趣”。

刺激之下，他修改了自己的“绝笔信”，坐车去了附近的利辛县。这次游荡了两天一夜，熬不住给家里电话报了平安，自己走了回去，但是没有回家，而是到网吧里通宵上网。

徐孟南记述道，之前在电话里与父亲约好，第二天上午在网吧门口见面。上午，父亲却没有来，他看到班主任抱着一个孩子在中学门口晃悠。班主任看见了他，用宽慰的口吻对他说，为了找他，他的父亲都把整个城翻透了。他心里只是不解：父亲为什么不拿着绝笔信到报社去？

往后几天，他仍然问家里要钱，去网吧上网寻找热线电话，然后忍着怕被记者奚落的恐惧，给报社去电。

安徽一家媒体根据他留下的家里电话号码找到他，他记得打了50分钟电话，聊了很多，“超级紧张”。报道刊发之前，他就顺从家里的安排，先去上海打工，后又到姐姐在浙江开的小饭店里帮工。后来采访稿见报，徐孟南发现没有介绍自己的“教育理念”，又陷入失望。

徐孟南在网上发表了很多鼓吹自己看法的文章，后来自己装订成册。 张维 摄

他父亲的言论也并列刊登在了那篇报道上。父亲说：“我看到他写了很多东西，我不识字，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他有什么话也不跟我们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那段时间，他没有手机，姐姐不许他再出去上网。饭店里工作很多，营业到很晚；他有一回坐在小饭店门口哭，“又难受，又畅快”。

之前有电视台请他上节目。他不愿去，那节目组的人在村里找到了他的堂哥，磨了几磨，辗转说服了他，他才去面对镜头。他不喜欢录节目，“要背台词”，大致是上台前要准备好说的话，排练一番。“如果现在让我上去，我可能会给他们讲一通，当时也一直想讲，但是讲不出来。”他的网站直到2021年还在更新，还要宣传“教育理想”，但他至今怕羞地不喜欢拍视频。

由高考到重考大专，他过了十年脱离教育而朝向空中说话的生活。问及为何一直不复读，我得到的仍是一个二十岁年轻人会有的答案，可能是对崎岖道路的抵触，对“站起来答话”的害怕，也可能只是一种懒得折腾的落拓；他说，不愿意：“想到学校里的老师让我干啥（我得）干啥，我干不了我想干的事，我就苦恼了。”

现在，要是去问他，他会说，仍然在为自己的教育理想努力，等做动画博主挣到一些钱，想出国读一个教育学的学位。他自己也知道，也许两年后，还是窝在家里，当半高不低的动画博主。但是，归根结底，有个“理想”陪伴是快乐的。它温暖着他。

（澎湃新闻记者张维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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