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四届上海法院“十佳青年”评选活动于8月初正式启动。经过全市三级法院差额评选并推荐人选,上海高院资格审查、综合素能评估和考察等程序,现已确定正式候选人。
“上海高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将陆续推出23名候选人的成长故事。本期推介的候选人是来自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的倪圣哲。
(资料图片)
懵懂少年
看见正义的模样
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与法律结缘。成为律师,是我学生时代的梦想。大学的模拟法庭让我成为了一名“辩护人”。记得那是一桩七年前的真实案件,拿到十几册“卷宗”的我,兴奋地写了一篇千字的无罪辩护词。我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刑诉老师最后对我的点评却只有寥寥数语。我的辩护词并未被采纳,我感到深深的挫败。也许,正义的样子不应是强词夺理的诡辩,而是靠深厚的功底发出掷地有声的回响。
追寻着正义的模样,毕业的我,给自己的人生设置了另一种假设——法官。于是,我离开了那个安逸、富饶、美丽的水乡小城,来到“魔都”。
从我走出象牙塔,成为一名法官助理起,我就在执行局任职。从校门到院门,我对执行的了解近乎为零。我对执行的初探也在2013年的初夏展开。那个夏天很“烫”,闷出一身汗的警车“桑拿”,一周五天的外出跟学,让我成功晒出了小麦色;那个夏天很长,协助分管院长连续接待当事人几近24小时,让精疲力竭的我不禁发出“再不下班又要上班”的感叹;那个夏天很惊险,目睹了双方当事人不顾法警的劝阻,拔刀相向鲜血直流……那时的我更加向往着在审判席上的运筹帷幄,向往着法槌敲响时的掷地有声,向往着在规则之间游刃有余地拿捏。虽然知道实践并不会像书本上那么“温柔”,但这些也足以打破一个初出茅庐的法学生对法院的想象。
拥堵的高架,堆叠的卷宗,聒噪的接待室,无休的电话铃,凌晨四点的闹钟,泥泞的乡间小道,废气弥漫的炼铝厂,方向盘上暴晒的双手,离合器踩到抽筋的左脚……一段段交织的画面,一个个匆忙的背景……让“管中窥豹”的我以为这就是执行。但,执行不止于此。
执行奔忙
用科技的力量“调高”正义的音量
车,一直在移动,我怎么找到它?被执行人黄某名下的两辆奔驰轿车,成为执行的难题。传统查封手段仅能限制其过户交易,而处置变现的前提是取得对车辆的实际控制。我对被执行车辆做出不少查扣尝试,但传统查扣手段具有区域性、随机性、被动性等明显缺陷,难以及时有效地控制被执行车辆。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车中,中控区的屏幕亮起,车载导航提示我设置目的地,一个“大胆”的想法闯入了我的脑中,如果车辆的实时定位系统能够运用到执行中,那么被执行人车辆的行踪轨迹将一览无余。没有一丝迟疑,我拨通了奔驰总部的电话,多次沟通下,我成功开启了被执行人黄某的车载GPS定位系统,不断刷新其位置信息,最终成功锁定并查扣了案涉车辆。
该创新举措被《上海法治报》报道,并被多个执行条线公众号转载。作为上海首例GPS定位扣车案,案件对被执行人产生了强大的威慑作用,被评为上海法院破解执行难十大案例。这一查扣模式,可以广泛地“复制”应用于其他车辆的执行中。为此,我步履不停将这一车辆追踪、定位新模式推广至大众、通用等多家车企,为长期困扰执行的“查人、找物”提供了新的破解思路。在措施穷尽之外,我看到了科技与执行“联名”的无限可能。
发出建议
为守护信用系统“发声”
“感谢法院为我行后续系统改造明确方向。”在我发出司法建议后,某银行总行在回函中表示感谢。
在一次明细核查中,我发现被执行人陈某利用某银行信用卡多次高额消费,并通过关联账户分散还款,空置借记卡以规避法院查控。但该家银行在近期的信用审核中,仍维持了对失信被执行人陈某高达12万元的透支额度。
就核查的相关问题,我向该行总部制发了司法建议,建议该行全面对接“总对总”查控系统,完整反馈被执行人财产状况,避免“木桶效应”发生;完善信用卡额度浮动管理制度,对接法院失信限高联合惩戒体系,避免造成信用卡信用体系与法院失信名单相矛盾及“信用卡用户无信用”的局面;核查异常交易,维护信用卡交易秩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司法建议发出后,总行高度重视,要求上海分行登门致谢,并提交系统研发整改,填补漏洞。当年即通过最高院执行局专线,将失信限高嵌入行内系统,拧上了金融的安全阀。针对被执行人,该行及时采取了信用卡降额、止付等措施配合法院执行。该案例引起条线对授信类账户执行与信用惩戒的广泛讨论,并获上海法院失信联合惩戒典型案例、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法院十大执行案例。我的努力,不仅是为了案件的执行完毕,更是想让基层法院执行法官的声音被制度的设计者听见。
信用修复
让正义开出善意之花
“算是解了他心中多年郁结,他应该了无遗憾。”被执行人陶某的遗孀王某怀抱锦旗而来。她身穿旗袍,化了精致的妆容。我看见,她的眼中,有星光在闪烁。
在被执行人陶某病逝后,遗孀王某发现他生前遗留下来的债务。王某找到我要求履行,她说:“人应当清清白白来,干干净净走。”
从王某心中溢出的诚信之音,有着磅礴之力。民生案件虽小,但背后牵扯着无数家庭的悲欢,我愿多做尝试,为当事人心中添一丝温暖。
申请执行人放弃了债务利息,更是主动从到位款中,抽出了一万元递到王某手中。多年的恩怨在彼此真挚的笑容中消弭。我为已故的陶某开具了一份特殊的信用修复证明。那一刻我知道,案结已解,心结亦解。这个城市需要更多温暖,而正义赋予了善意更多的力量。
职责所在
当“穷尽”被看见,正义自然直指人心
在一次民生执行中,被执行人系日籍法定代表人,拖欠了55名员工的70余万工资,却突然失联,逃往海外。该企业遗留了大量的应收账款与机械设备。我第一时间对财产进行查扣、拍卖,对相关人员采取失限、边控,并对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刨根问底”,最大限度变现了被执行人的剩余财产,对逃往海外的被执行人隔空喊话。
我对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及时启动了欠薪保障金,为7名有特殊困难员工,申请了司法救助。“我们都快忘了,倪法官还在执行啊!”这句质朴的话语,是对我的最高褒奖。我想,当“穷尽”被看见,那正义自然直指人心。十多名申请人联名送来锦旗,并主动放弃了未执行到位的剩余款项。一句“倪法官辛苦了”, 一份上海法院优秀执行裁定书,让我懂得即便是“执行不能”,也能换来理解与赞美。
“区法院的同志敢担当、会协调,促使信访件顺利化解。”这是2018年6月青浦区副区长对执行局的批示表扬。
此前,一位信访者戚某拨通了我的电话。他曾就职于一家已经拖欠两百多名职工工资的倒闭企业,因工伤造成四级伤残。按照规定该企业应每月为戚某缴纳基本医疗金,区社保中心逐月向其发放伤残津贴。而企业经营不善倒闭,基本医疗金停缴,无劳动能力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戚某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其实,戚某在我院并无案件,这次的社保缴费纠纷也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为化解纠纷,妥善处理矛盾,我与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信访办、人社局、属地镇政府等多方协调,明确了基本医疗金的承担方式以及代办单位,确保了在被执行人主体资格丧失情形下,基本医疗金缴纳通道的畅通,以此保障矛盾一次性实质化解。
打通绿色通道,快速地变现被执行人资产,不仅为戚某解决了社保缴费的难题,也足额清偿了两百多名职工的工资。当我收到来自戚某的感谢信,我仿佛看到了他脸上的笑容,那一刻,我感受到正义的“掷地有声”。
这是我与执行相遇的第9年,犹记得第一次跟学时的实地执行,连夜的暴雨使得坑洼的乡间小路处处积水、泥泞不堪,带教法官将警车停到一边,与我穿着雨靴、垫着杂草涉水前行。他说:“警车不能开的路,就用执行法官的脚来走。”我曾想以一纸裁判明断是非,原来在法庭之外,我一样在用脚步丈量司法的尺度,让正义的回响,从法庭内传到城市中、乡野间,传到百姓的心田。
我是执行法官倪圣哲,执行也许是程序的尽头,但绝不是法律的终点。
来源 |“上海高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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