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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了四大区域战略。其中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区域重大战略之一，同时也深度参与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但是从各地五年的实践来看，还有若干问题可能没有厘清，而这些问题对于下一个五年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第一，长三角一体化不完全局限于接轨上海一体化。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上海当之无愧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因而成为苏浙皖各地重点接轨的对象。但是在实践中，有的地区把接轨上海一体化等同于长三角一体化，在顶层设计和工作推进中，只考虑了如何对接上海，对于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考虑较少。事实上，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共有上海大都市圈和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个都市圈，《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还规划了徐州都市圈，浙江还明确了温州和金义两个都市区。相较于城市群而言，都市圈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更有条件率先推进一体化发展。同时，长三角除了上海还有7个GDP万亿元城市，这些城市也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带动性。对于长三角而言，要在推进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更多关注上海、研究上海，但是不能把对接上海作为唯一方向，也要统筹考虑开展与都市圈核心城市、都市圈内部、万亿元城市之间的一体化。

第二，长三角一体化不完全局限于资源承接一体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城市（镇）疏解，在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功能疏解承载地……打造上海配套功能拓展区和非核心功能疏解承载地。”但是在实践中，有的地区把承接中心城市资源等同于承接功能疏解，并没有很好地形成与中心城市的功能协同，或者培育细分领域的核心功能。事实上，2023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明确的具体事项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携手打造世界一流科学中心、共筑科技创新高地；携手建设新兴产业聚集地、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携手提升全球高端资源配置能力、打造重大开放平台，实际上就是要共同打造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全球资源配置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也明确，由打造上海单个全球城市，转为携手打造全球城市区域。对于长三角而言，要在推进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注重承接和引育自身的核心功能，形成各有所长、深度耦合的一体化功能区域。

第三，长三角一体化不完全局限于省际毗邻一体化。事实上，推进区域一体化有多种形式，从空间来看，只要是不破行政隶属、打破任何一层行政边界的做法，都是一体化的实践；从领域来看，只要是能够通过政府之手引导，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做法，也是一体化的实践。对于长三角而言，要在推进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在省内、市内一体化领域，以及产业、科技、多式联运等领域，开展更多的生动实践。

第四，长三角一体化不完全局限于打造区内大循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是在实践中，有的地区更多关注区内大循环，较多考虑如何促进各自存量资源的流动，但是对于如何借势借力扩大更大范围的开放，共同强化与京津冀、大湾区、成渝等重点战略区域的有机衔接，共同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进更多的“增量”，还有待深化。比如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长三角的一些合作区域本身碳汇、排污权有限，可以考虑抱团合作，在国内其他地区甚至海外购买碳汇、排污权，建设虚拟电厂、补充绿证绿电；又比如在算力调度方面，长三角特别是几大都市圈的算力资源比较紧张，可以考虑结合“东数西算”长三角枢纽和两个数据中心集群，联合建立服务长三角的“东数西备”“东数西训”“东视西渲”等算力资源市场化交易平台。对于长三角而言，要在推进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更多考虑“引进来”“走出去”。

第五，长三角一体化要注重内部区域之间有机衔接。必须认识到，长三角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三省一市总面积达到35.86万平方公里，和德国相当；总人口达到2.2亿人，和巴西相当。在长三角内部还有都市圈、城市、功能区等不同层级区域，从实际操作中来讲，有必要通过更小尺度的区域一体化，逐步实现整个长三角的一体化，但是也要注重不同层级区域之间的有机衔接，防止在一体化进程中人为造成新的壁垒。

（作者为华略智库长三角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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