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内，南桥镇互助共享药箱的发起者贾春雷面露难色，自12月21日开始向外送药，他已送出了上千份退烧药，如今，储备药品已送出殆尽，面对接连不断前来询问的居民，贾春雷只能不断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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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凭借一腔热血，顶着巨大压力，自掏腰包和伙伴们共设共享药箱，分发完了手中全部储备药后，贾春雷等志愿者们遭遇尴尬：仅凭几个志愿者的力量，已经捐不出更多的药了。

如何让精心设立的共享药箱不因药物短缺而被闲置？如何让余药真正在线下流动起来？一个个难题，摆在了互助共享药箱的发起者、维护者们面前。

在连日来上海各区涌现的共享药箱中，贾春雷和他的伙伴们设立在奉贤区南桥镇的共享药箱，是其中较早、规模较大的一组。

这组共享药箱，在奉贤区共设置有10个固定点位，遍布饭店、居委会、街边小店等，自12月21日志愿者们送出第一批药物，已累计向社会免费发放了千余人份退热药。

因为稳定、高效、持续的送药，贾春雷和伙伴们设置的共享药箱，名声很快传出南桥镇、传出奉贤区，为整个上海所熟知，有媒体称：他们“微光成炬，温暖你我”。

然而，对于发起和维护这组共享药箱的志愿者团队——贾春雷和他的朋友来说，共享药箱的出现，更多是一场始于一腔热血的“无心插柳”。

贾春雷，46岁，奉贤区南桥镇本地人，从事公益活动24年。

在南桥镇当地，他因热心长期热心公益而小有名气。人们上一次关注到贾春雷，是在2022年4月，当时的他，作为城市摆渡人队长，和多名志愿者一起，将南桥镇有紧急就医需求的大病患者，用自己的私家车，一趟趟送往市区医院。

长期热血公益，使得贾春雷身边聚集了一圈相似的朋友。共享药箱的雏形，就是这些朋友们之间碰撞出的火花。

最早是因为我们团队成员李芙蓉，疫情初期时给自己的公司采买了一批退烧药做储备药。发现很多市民缺药后，她就将一些药放在了我的店里，让我转送给买不药的老人和孕妇。”

为了方便有需要的市民取药，贾春雷将这批对乙酰氨基酚片，分装成6片一组，并在朋友圈中发布了消息。消息发出不到1天，14瓶累计1400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就被前来寻药的市民，领得一干二净。

眼看着前来寻药的市民仍络绎不绝，这群一起做公益的伙伴们，燃起了热血。贾春雷的伙伴中，有企业老板、有公职人员、有私营店主、有白领上班族等。十几个志愿者凑出了自己能找到的全部药品，一鼓作气，在奉贤区10处地点，设置了10个互助共享药箱。

这些设置互助共享药箱的地点，大多是志愿者们自己工作或生活的地方。志愿者们及是药品的捐赠者，也是共享药箱的维护者。从药箱设置的那一刻起，对于自己可能承担的风险，志愿者们就已料想到。

坦白地讲，我们不是没有担心的。毕竟被共享的是药品。万一人们吃了这些药品没有效果或者出了问题怎么办？”

准备设置点位前，志愿者们一起讨论了许久。最终，他们得出结论：不能因为风险，就因噎废食。

“总有人需要站出来做这这些事情，况且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在贾春雷和伙伴们设置互助共享药箱的同时，包括腾讯出行和新闻晨报·周到上海联合推出的“新冠防疫药物公益互助”平台在内的多种“余药共享”平台，正接连涌现。

在热衷于通过互联网解决问题的年轻人们，纷纷涌向线上“余药共享”平台的同时，贾春雷等志愿者们，也迎来了互助共享药箱的主要使用人群，他们大多是互联网所难以覆盖的老年人。

因为不熟悉网络，用不来线上互助系统，老年人大多通过邻里交流、楼组群相互传递消息。家周围有人免费发放退烧药的消息，很快通过口口传播，被社区老人们所熟知。

前来各个点位问药的老人络绎不绝，最高峰的那个晚上，贾春雷一直在共享药箱前守到了晚上8点半。老人们带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涌入店里，贾春雷答题答得口干舌燥。

他们会不断问‘你这药怎么吃啊？’‘你这个药从哪里来呀？’哪怕我们已经将取药流程和用药说明写在橱窗上了，他们也要再问一遍。”

贾春雷说，那天晚上，他在自己的朋友圈中感慨，“终于体会到接线员的工作强度了”。

在贾春雷看来，涌到线下“互助共享药箱”的老人们，大多处于两种情况，其中一部分老人尚未生病，他们之所以跑到共享药箱领取药物，只是为了有备无患。

老人和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就算没有药，也会觉得大不了自己扛一下就过去了。老年人不敢冒这个风险，他们大多有基础疾病，忧患意识也比年轻人强。他们觉得，就算我没发烧，也要备着，有备无患。”

另一部分老人，则是发了烧也不敢去医院的人群。退热药发完后，贾春雷开始不断告诉赶来寻药的老人们，上海全市设有2594间发热诊间，如果出现发热，可以到发热诊间开药。然而，每每听到贾春雷这样讲，前来的老人就会面露难色。

“病人不去可以吗？”一位前来寻药的老人这样问道。对此，贾春雷无言以对。

“我不是专业人士，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听得出来，这些老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想到医院开药。”

络绎不绝前来的求药者，加剧了互助共享药箱的维护难度。

12月28日，恰逢贾春雷母亲生日，按照一家人的原计划，这一日，原本应由贾春雷带着母亲和爷爷奶奶，到父亲墓前完成冬至日时被生病耽误了的祭扫。然而，这天中午，贾春雷的母亲却说什么都不同意贾春雷参加祭扫活动，以及自己72岁的生日宴。

“我爷爷奶奶一位90岁了，一位91岁了。我妈妈说什么都不让我回去。她担心我在外面接触的人太多了，传染给两位老人。”为了维护自己店中的互助共享药箱，贾春雷已经连续多日未回老家了，来求药的人中不乏发热患者，贾春雷自己虽然不惧怕感染，但仍需要为家中的老人、孩子考虑。

互助共享药箱设立后，维护成了摆在众多志愿者眼前的难题。维护药箱需要志愿者付出大量时间成本，一旦药箱无人看管，箱内的退热药很快就会被领取一空。

志愿者余丽丽放置在自己小区楼下的互助共享药箱就是其中一例。药箱设置时，余丽丽自己正在发热，无法在现场照看药箱。于是，这个放置在小区门卫处的药箱，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助药箱。所有人都可以按需拿取里面的药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余丽丽也分不清，药品到底是被哪些人拿走了。

我能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药箱的存在，小区中需要药的人，及时拿到了退烧药。”

在业主群中，有邻居向余丽丽发来感谢。对方告诉她，因为这个药箱的存在，自己家中103岁的发热老人，得到了救治。

“只要我们确确实实帮到了人，哪怕只是一个人，那么这件事就是有意义的。”余丽丽说。

除了维护成本，在药箱设立几日后，另一个困境很快浮现。尽管十几名志愿者们已经掏空了家底，药箱中的药还是发完了。尽管偶有新的捐赠者出现，但到目前为止，送药到互助共享药箱中的人数，远远低于取药的人数。

12月28日，10个互助共享药箱点位的药品都已分发殆尽。

为了维护互助共享药箱的正常运转，负责维护其中3个点位的蒋记海鲜店老板娘李霞，从家中拿出了自己储备的冰贴和75%酒精湿巾。做为志愿者，李霞已不知多少次自掏腰包补充药品。这些天来，她分光了自家储备的药品，就连朋友从日本寄过来的去痛片也捐了出来。如今，她又开始将自家防疫物资，一一整理出来，进行分享。

然而，志愿者们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面对巨大需求的缺口，更多的时候，互助共享药箱的维护者如贾春雷等，只能对前来寻药的邻里，连声道歉。

“已经慢慢开始有人拿药过来了。有人拿来了口罩，有人拿来了体温枪，还有人拿来了一些消毒用品，哪怕是一点一滴的汇集，终归说明是有效果的。”在志愿者李霞看来，尽管缓慢，但互助共享药箱正逐渐脱离对志愿者的依赖，发挥起线下“余药共享”交换平台的作用。

相较于李霞的耐心，贾春雷更为心急一些。作为这10个互助共享药箱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以及从始至终一直在一线负责分发的共享药箱维护人，他能感受到市民们对药品需求的迫切。

他更希望社会向互助共享药箱的捐赠速度能够再快一些，让更多的退烧药和防疫物资，能够惠及互助共享药箱的主要人群——那些不擅长上网的老年人们。

“我相信一些企业、单位是有储备药的。如果这些单位的库存药品有余量，希望他们可以捐到互助共享药箱里，我们这些志愿者可以出人出力，帮忙对药品进行记录和分发。”贾春雷说。

想了想，他又补充强调：“当然，也不是药品一定要送到互助共享药箱里。互助共享药箱只是个概念，共享的动作同样可以发生在楼道群、同事群、小区群之中，最关键的是，要让多余的药，流动起来。”

除了药品供应外，志愿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也是制约线下共享药箱继续发挥作用的难点。尽管凭着一腔热血，贾春雷和伙伴们在明知有风险的情况下，建立互助共享药箱。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抱有如此勇气。

在贾春雷认识的公益志愿者中，不乏有人因对分发药品这一特殊物资的举动抱有疑虑，拒绝加入维护共享药箱的队伍之中。这份挥之不去的担忧，让志愿者们在进行公益服务时，畏手畏脚。

“作为志愿者的领队，我希望能有权威部门，对志愿者们进行指导和释疑，让志愿者们能够更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公益之中。”贾春雷说。

目前，贾春雷极其伙伴们开设的“互助共享药箱”点位如下，如有余药，欢迎捐赠共享:

1.育秀路315号，美佳康奶昔工坊

2.江海园区双木公司 ，国顺路1088号

3.恒盛居委，楚园路236号

4.蒋记家宴，环城东路611号

5.通阳路320号，蒋记海鲜

6.湖堤路369号，齐乐汤

也可通过腾讯出行和新闻晨报·周到上海联合推出的“新冠防疫药物公益互助”平台进行捐赠（详见下方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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